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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小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这是妇女出头的世

  借由乡村社会建设的推进,旧有农村的迷信观念逐步发生变化,民众科学理性的意识得到提高,新式生活得以提倡,传统农村的陈规陋习渐渐消失。边区妇女开始得到社会的尊重和重视。

  

  陕甘宁边区妇女参加民主选举

  作者:齐春风 刘志鹏

  抗战时期的社会大变动,改变了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风气和传统习俗。借由乡村社会建设的推进,旧有农村的迷信观念逐步发生变化,民众科学理性的意识得到提高,新式生活得以提倡,传统农村的陈规陋习渐渐消失。边区妇女开始得到社会的尊重和重视。

  巫神失业

  巫神是边区农民的倚赖对象,治病权威,“陕北的巫神具有特别权威,在缺乏卫生设备的乡村,几乎包办了民间的‘医药’”。抗战前,“全区巫神高达2000余人,招摇撞骗,危害甚烈”。

  请神赶鬼花费大量钱粮。据1944年8月11日《解放日报》的《巫神罪恶小统计》,“华池温台区一个行政村49户300多人,每年每人迷信消耗粮食达三斗零八合。”

  巫神不仅无法医治病人,而且往往会贻误病情,致人死亡。陕北延安市白家坪发生过一个悲惨的故事。“1944年旧历三月初一,居民常志胜的26岁的儿媳白氏,忽然头腹俱痛,坐立不安。初二,白氏的生母请来了巫神杨汉珠为她治病。该巫神在白氏两虎口及鼻子孔下连扎上三根钢针,结果不仅无效,反而使白氏病情加剧。后又请边区医院魏明中医生诊视,才知道是小产,随即给自氏打针吃药,不久白氏将小孩生下。小孩生下半小时后死去,大人无恙”。然而,“魏医生走后,白氏因囿于当地不良风俗,一则没有安静地睡觉,血液循环受障碍,二则三天之中只吃些米汤;另外,再加上她原有心脏病,所以,忽然中风发昏,卧床不起”。巫神杨汉珠见有机可乘,“扬言想治好白氏的病,非打鬼不可……将病人全身衣服脱光,除以桃条、驴蹄抽打外,并用绱鞋用的细绳将病人两个中指紧紧缚住,中间用筷子绞紧,直使细绳入肉见骨,血流不止……白氏经此折磨,遍体鳞伤,心衰气弱,当场即死亡”。

  据1944年10月统计,“全边区共有巫神2029人,占人口的1.35%,仅延安县一年统计,全县消耗于巫神招待费即达3361万元,59个巫神共治死278人。

  对巫神,陕甘宁边区采取的对策是“应作无情的斗争,向群众暴露他们的罪恶,用群众的力量来斗争他,感化他,使他改邪归正,好好重新参加劳动,重新作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好公民”。

  巫神的盛行反映了医疗的落后。“边区的大量巫神,主要是边区文化落后以及医药缺乏和卫生教育不足的产物。因此,要消灭巫神,除一般地提高文化教育外,就首先要普及卫生运动和加强医药工作,否则就是主观的空想”。为此,中共要求“必须动员一切部队机关中的西医除为部队机关服务外,兼为群众服务,尽量给老百姓看病或住院,并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必须动员和帮助一切中医和一切药铺为群众服务。西医应主动地与中医亲密合作,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帮助中医科学化,共同反对疾病死亡和改造巫神”。

  一旦普及了卫生教育,巫医骗人的把戏便不攻自破。陕甘宁边区许多民众逐渐亲身体验到科学医药的成效。“阮雪华、白浪两同志在不断细心、耐心与诚恳地为老百姓看病中,得到了很大的信仰,群众待他们如家庭姐妹一般。有一个怀娃的婆姨,她婆婆是个老娘婆,可是临产时,还找他们来接生,并且在生产时是躺着生的,她婆婆居然放弃了老一套办法,接受了新的接生方法。在东区王区长与阮医生的亲自动手推动下,多年没有打扫过的东关各住户,在三月里都打扫了两次。过去病人最多的河龙沟变成了最干净的,可称为卫生模范村,由于群众对他们的信仰,当地四个巫神站不住脚,都避开了。在别的单位推行不开种痘的时候,他们所管区域的娃娃,都由他们普遍种了一次牛痘”。

  拍苍蝇比赛

  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典型的封闭世界,抗战之前积攒了多年的陈规陋习,“一年四季吃冷水、常不洗脸不洗手,做饭不洗米,上炕不脱鞋”。

  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通过《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指出,“根据调查,边区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就都是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因喝生水、吃腐败的或蝇子叮过的食物而引起的肠胃传染病(伤寒、痢疾、吐黄水病等);因剪脐带不洁而往往引起婴儿破伤风,因常年不洗澡、不洗衣、不晒被而往往引起虱子所传染的各种病症(如斑疹、伤寒、回归热病等)尤为普遍。”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徐特立说,“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95%。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你知道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这里的人平均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愿洗脚,洗手,洗脸,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为了改变传统农村陈规陋习,边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全民卫生运动,要求“全边区各界人士,必须针对各地具体情况,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如小学校、干训班、自卫军、读报识字组、黑板报、歌谣、戏剧、秧歌、书报、画图、庙会、展览会等)进行对人民的卫生教育。在普通卫生方面,主要是多吃营养品,不喝生水,不吃死气饭;食物防蝇、灭蝇灭蛆、修好井水窖、人畜分居、修厕所、开大窗、通烟筒;勤洒扫、洗浴、洗衣、晒被等。在妇婴卫生方面,主要是多办接生训练班,普遍改造老娘婆。产妇生产时要躺着,垫的灰要炒过,剪脐带的剪子要煮过;生产后要睡下,多休息,多吃营养品;月经带要用净纸或用开水洗净的旧布片;要注意性交卫生等。

  从边远农村到城市机关,陕甘宁边区都普遍制订了相应的卫生计划或卫生公约。

  1944年11月11日《解放日报》的《城壕村的卫生工作》记载,华池县城壕村成立由劳动英雄张振财、变工队长兼识字组长张振皋等参加的文化卫生委员会,制定了“每户建一个茅厕,吃水的上游不倒垃圾、不大小便,不吃死气饭,隔10天半月全村大扫除一次”等详细的群众卫生计划,并监督落实,实现了全村无一家人畜同居,人人都能讲基本卫生的模范卫生村的目标。

  1944年8月11日《解放日报》的《卫生展览会结束,参观者达万人》提到,1944年在延安大学大礼堂举行的卫生展览会,历时8天,参观者达10097人,其中老百姓4303人。1944年7月14日《解放日报》的《华池县白马庙村认真实行卫生公约》则讲到,华池县白马庙村以变工队为核心,开展群众卫生竞赛,村民还订了几条自己的卫生公约:20天剃头一次,两天扫院子一次,半年洗被子一次,两天晒被子一次等。

  卫生公约制定后,如何顺利施行?

  据1944年4月30日《陕甘宁边区群众卫生工作的一些材料》,“战卫团金玉成、罗壮丹两同志,在与李区长合作下,一方面自二月底到现在,治了89个病人;一方面通过区长、村长和群众在侯冢沟订了一个卫生公约:每年拆洗被子两次(已由他们帮助拆洗了),常洗衬衣,勤扫地,每两家挖一个茅厕,捕鼠灭蝇,提倡养猫,不喝凉水,成立识字组,宣传卫生。这公约发生了效力。这些口号是因为他们用群众能解得下的话,并且联系着生产与节约问题提出的。如群众最恨老鼠啃衣服,吃粮食,他们也就这样提出,群众认为是对着理,该办的;打苍蝇他们是向村里的大人和娃娃提出的,结果娃娃们在10天内打了2145个苍蝇;其他各项他们发动了竞赛,并且推动了一家抗战小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这是妇女出头的世成为典型,其他各家就随着来了。现在这村子18家人,已有了9个茅厕,他们准备在五月初奖励这个卫生模范家庭”。

  谁说女子不如男?

  开展反缠足运动是陕甘宁边区改善妇女生活状态的重要内容,被誉为“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对边区妇女而言,要参加生产劳动,参加革命斗争,走向社会,走出家门,就要放足。

  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一年内先后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关于禁止妇女缠足的布告》、《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等四部条例、训令,为广大妇女争取摆脱传统恶俗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1939年8月1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规定:“凡边区妇女年龄在十八岁以下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一律禁止缠足。”“凡边区妇女已缠足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须一律解放。”“妇女联合会、抗敌后援会、青年救国会及其他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动员妇女,实行本条例努力者,由边区民政厅予以奖励。”“凡边区妇女,在放足运动中,自动放足,并能推动他人而起模范作用着,由各级政府及群众团体呈报民政厅应予以奖励。”曾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的白茜在《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中提到,“那些放了足的妇女上山、赶集都很方便多了,越来越多的妇女都自愿放足,逐渐形成了社会风气”。

  废除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和童养婚,也是陕甘宁边区争取妇女自由的重要方式。陕甘宁边区政府颁行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等一系列婚姻法规,帮助妇女摆脱包办、买卖婚姻和童养媳制度。1939年4月4日,边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规定“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俗名站年汉)”,从法律上确立了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原则。

  妇女不再是男子的附庸,男女地位平等。1941年4月,一位妇女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发表体会:“过去作为媳妇,须等公婆丈夫吃抗战小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这是妇女出头的世完饭,才能吃其残余,常被打骂,不能过问家里的事。现在打骂取消了,妇女管理家里事;衣服制得比男子还多;过去买卖婚姻,现在婚姻自由。这是我们妇女出了头的世界。”

  观念的变化带来不同的人生。据1942年2月16日《解放日报》的《四十八个女学生的测验》一文,绥德县立女子小学四、五、六年级45个女学生中“主张婚姻完全自由的9人,主张半自由半包办的24人,主张还是由父母包办的只有12人”。

  废除缠足,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广大边区妇女走出家门天地宽。走出家门的第一步是认字。

  1945年1月14日,《妇女之路》第99期中的《边区妇女在文教运动中》提到,“关中辛店过去全村只有一个人能识几十个字。民众补习班今年五月底才开办,不到一个星期全村男女老少,除还抱在手里的娃娃和老年的瞎子外,五六十名都自动地参加了学习。起初只是男人、娃娃,以后,妇女们见自己丈夫、娃娃学得一满行,自己也提出意见,要求学习。将近50的麻老婆也上学了,并订出了计划。她以为自己不行,就规定10天学好1个字,结果3个月就学了20多个字。现在(9月)全村妇女们都可开简单的条子,可认识400字。学校成了全村生活的中心,培养了民主作风。村民有什么事,就召集开会,大家提出意见批评,如讨论生产、变工队分配锄地、开荒、拥军优抗等问题。全村增强了团结,减少了邻居或夫妇间的争吵,并规定吵一次嘴男的罚一捆柴,女的罚一双鞋给抗属。有的家开学前一月内吵几次,后两月内只吵过一次,吵嘴后也不像从前那样很久互相不打招呼,只隔几个钟头就好了。”

  “再孬的汉子走州县,再好的女子锅边转。”但积极参加社会劳动、学习各种生产技能的边区妇女改变了传统的男女分工。

  白茜在《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中谈到,“大生产运动中,妇女们在纺织方面作出的成绩最为突出。全边区妇女从城镇到农村,从领导到群众,从干部到家属,从七八十岁的老婆婆到七八岁的女娃子,都卷入抗战小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这是妇女出头的世了纺织运动的热潮”。“边区妇女也参加边区的自卫军,和男自卫军一道承担保卫边区的任务。据1938年统计,女自卫军人数达4.6万人。自卫军按班、排、连、营编制。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参加锄奸,救护伤病员,也为部队运送物资,修筑工事。1938年11月20日,日机首次轰炸延安。女自卫军和抗大女生队的学员勇敢、果断地掩护群众疏散,救护伤员,抢救公物,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群众的赞誉。女自卫军还积极参加乡、市各级锄奸团,配合边区政府肃清敌特汉奸”。

  陕甘宁边区妇女的参政议政意识也逐步增强。1937年7月,边区开始第一次民主选举,边区妇女第一次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1938年,“边区妇联向各级妇联发出指示,动员妇女积极投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选举运动”。在这届参议会中,有6名妇女被选为参议员。会议还专门通过了一项“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其中第一项措施就是“鼓励妇女参政。各级参议会应有25%的女参议员,各机关应大量吸收妇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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