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白租房信息:中华民国三年袁大头一元铜币

佚名2019-07-11 18:33:51

  武昌起义爆发一月,赵凤昌在幕后运筹帷幄,施展出一套通天彻地的本领。这一年,他55岁,身无一官半职,却尽揽全局。

  

  赵凤昌(左一)、杨杏佛(右一)和家人在上海惜阴堂合影。资料图片

  作者:周昂

  1912年初,孙中山、袁世凯这两位民国初期最重要的人物,不约而同地做了同一件事。

  这天,孙中山给一位老朋友写了封亲笔信,“素审执事器识宏通,体用兼备,拟借高远之识,以为切励之资,敢奉屈为枢密顾问。”信中,他诚挚地邀请此人出山辅佐。

  稍后,袁世凯的电报也到了,态度更加恭敬,他说,如果能请动先生出山,“非凯一人之幸,海内同胞实共勉之。”

  电波的另一端,是上海南阳路10号,一所名为“惜阴堂”的小洋楼。主人名叫赵凤昌,不过一介布衣。

  更令人称奇的是,对于两位大人物的邀请,赵凤昌均予以婉拒,选择继续隐居于历史的重重帷幕之后。

  以至于,后世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以过人的智谋和手段,一手操盘了民国的诞生。

  通天彻地

  1911年10月10日晚上,赵凤昌正在上海一家酒楼中宴请客人。席间,一个商人忽然接到了一封电报,随即对赵凤昌简短地说了几句。赵凤昌神色平静,起身告诉大家,自己另有邀约,先行离去。

  他得到的,正是武昌新军起义的消息。

  出了酒楼,他立刻奔赴电报局,给汉口电报局局长朱文学拍了一封密电,询问当地情况。第二天早晨,他接到复电,得知鄂督瑞澂已经逃走,起义取得成功。

  当天,他紧急约见上海各界名流探讨时局,其态度很明确,“上海据长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为武汉之声援也。”

  快速介入,快速判断。当所有人都关注于武昌战事时,赵凤昌已经开始从全局考虑问题。他首先注意的,是列强对此次革命的态度。他要下的第一局棋,就是解决外交上的麻烦。

  彼时,列强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均绷紧了神经,动荡时期的中国又极容易被趁虚而入。一旦情势失控,非但缔造不了共和,酿成第二个“庚子之乱”也不是没有可能。

  有鉴于此,10月27日,赵凤昌从上海给两位朝中重臣发出了电报。

  一封发给了刚刚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的唐绍仪,在信中,赵凤昌劝唐绍仪“宜缓到任”,如果真的到任了,要特别注意和列强周旋,不要损害中国的利益。

  在给外务部大臣梁敦彦的另一封电报中,赵凤昌提醒他提防日本的动向。随后的电文中,赵凤昌力劝其反对摄政王为镇压革命向列强借款。

  在这两封电报中,赵凤昌均期待他们“保将来之中国”。

  果然,唐绍仪最终没有接受清廷的任命,而梁敦彦则公开对借款一事表示了反对。两位高官,对一位在野人士的建议,竟然言听计从。

  除了在朝中的布局,赵凤昌也直接对列强展开了公关。武昌首义的第二天,赵凤昌便委托上海商会董事苏宝森,给外商们带了个话,大意是,现在列强们的当务之急,是保护商人们的利益不受损害,千万不要为清廷提供援助,否则“地方必须致靡”。

  外商们将此意见转达给各国公使,在多方考量之下,列强均“认民军为交战团体, 各国严守中立”。自此,革命军不再是外人眼中的“匪寇”,而成为了一支获得列强认可的政治势力。赵凤昌没费太大力气,就把外事上的潜在祸患消弭于无形。

  至于军事上,赵凤昌也有一套办法。彼时,清廷急令荫昌及萨镇冰分别率领北洋军和海军镇压起义,赵凤昌得知后,直接委托退隐上海的郑孝胥给萨镇冰写了封信,劝他不要炮击武汉。果然,萨镇冰在规劝下按兵不动,后来索性离开部队养病去了。借此机会,海军官兵一举反正,将炮口转向了大清。

  武昌起义爆发一月,赵凤昌在幕后运筹帷幄,施展出一套通天彻地的本领。这一年,他55岁,身无一官半职,却尽揽全局。

  惜阴堂的诞生

  “四十年间,东南之局,有大事,必与老人有关。”同盟会会员黄炎培曾经如此评价赵凤昌。事实上,赵凤昌的“奇人奇事”,并非始于辛亥革命。

  1884年,朝廷重臣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后不久,赵凤昌即进入张之洞的幕府,相处数年后,赵凤昌竟然能够帮助张之洞代拟公牍,而且模仿博白租房信息:中华民国三年袁大头一元铜币张之洞的笔迹几可乱真。张之洞对他愈加信任,每逢有要事必与其商量。以至于社会上流传着“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说法。

  这段体制之内的传奇,终结于1891年。随着张之洞被弹劾,赵凤昌一并受到陷害,被光绪皇帝批示革去官职、永不叙用。

  事后,张之洞对赵凤昌感到很过意不去,特意在湖北电报局为他找了个挂名支薪的差使,令其常驻上海,办理运输通讯、搜集情报等事务。

  1894年,赵凤昌搬入上海南阳路10号的一所英式洋楼,他将其定名为“惜阴堂”。

  六年后,赵凤昌悄然导演了另一段传奇。

  1900年,慈禧太后唆使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枪杀德国公使,并下诏向11国宣战,导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仓皇西逃。赵凤昌虽已下野,却心忧国事,他会同盛宣怀等人分头游说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等督抚,倡议拒绝宣战上谕,以免战火侵袭东南各省。

  张之洞起初很犹豫,赵凤昌急中生智,走了一招险棋。他发了一个电报给张之洞,称“洋电,两宫西幸,有旨饬各督抚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庆邸留京与各国会议云”。这个电文的高明之处在于,一旦宫内日后追究下来,顶多只是误传了洋人电报的罪名,而不是抄家灭门的“假造圣旨”。

  最终,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协作,一起发动了“东南互保”。

  名声在外的奇谋妙断、体制内外游走的经历、以及寓居“十里洋场”的独特优势,带给赵凤昌的最大好处,是丰富的人脉资源。辛亥前夜,赵凤昌的朋友几乎遍及朝野内外,政商两界。张謇、汤寿潜、唐绍仪、梁敦彦、胡元倓、熊希龄、郑孝胥等闻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在家乡常州,东南名士庄蕴宽、武昌新军创始人吴殿英又都是他的姻亲。革命党一边,赵凤昌早在1907年便结识了同盟会骨干胡汉民。

  更重要的是,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和赵凤昌一样,“感怅清政之不纲, 非改弦易辙无可救治。抑且非一二长吏所博白租房信息:中华民国三年袁大头一元铜币能祸为福也”。

  1911年5月8日,清廷“皇族内阁”的出台,意味着立宪化作泡影。赵凤昌“乃更断言清廷之无可期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矣”。

  对于他而言,武昌首义的爆发,或许是意料之外,却显然是情理之中。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同盟会革命党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湖北军政府。图/fotoe

  新的布局

  1911年那个动荡的岁末,当南北战事胶着之时,赵凤昌已经在思考革命将走向何方的问题了。

  他拟定了五条政见:“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

  如前所述,保全疆土,巩固国家地位,他在革命一爆发,就已经完成了布局。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用最少的代价换取和平,使国家走向共和。

  彼时,清廷已经重新起用袁世凯,并令其组建责任内阁。赵凤昌精准地判断,“各国公使不信清之政府,而信袁之个人,已与皇帝无异矣”,他的出山已经极大地稳定了人心。而南方革命军,则“事权不一,意见不齐,有未能趋于统一之势”,再加上经济、军事都处于下风,北方可谓已经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他就此提出了解决方案,最关键的一点,是尽快成立临时政府,把形如散沙的独立各省团结起来。一盘更大的棋局,在惜阴堂展开了。

  赵凤昌行事,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他尤其擅长调动各方面的社会资源,为己所用。

  他调用的第一枚棋子是张謇。这位立宪派领军人物,早年曾与袁世凯共事,并有师生之谊,关系非同一般。赵凤昌将他纳入团队,除了提高“惜阴堂”的威望,更重要的,是和北洋系建立了沟通的桥梁。

  另一枚棋子是庄蕴宽。作为同情革命的人士,庄蕴宽博白租房信息:中华民国三年袁大头一元铜币早年曾经救过革命领袖黄兴的命,自然是联络革命党的不二人选。他很快赶赴武昌。

  而赵凤昌本人,则于11月15日,联络江、浙、沪等10省区代表共22人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这便是日后国会的基础。稍后,赵凤昌等人还将“五色旗”定为国旗,象征“五族共和”。

  至此,革命党、北洋军,赵凤昌均已打通了关节,独立各省有了临时议事机构,赵凤昌的布局完美地实现。

  随即,他开始运用一枚关键性的棋子,此人名叫洪述祖。

  南北合谋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赵凤昌便看中了袁世凯的实力。他认为:“革命军热情、勇敢、牺牲精神都是有余的,可借实力太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用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去劝清廷,可能生效。”

  但是,谁来联络袁世凯?偏巧,袁世凯的身边有位名叫洪述祖的幕僚,正是赵凤昌的妻弟。

  在赵凤昌的授意下,洪述祖起草了最早的一份《清廷退位诏书》,并分别呈给了袁世凯和庆亲王奕劻。据洪述祖后来的密函中讲,袁世凯曾奏请清廷接受此旨,否则立即辞职。至此,袁世凯对清廷的态度,赵凤昌心中自然有数了。

  事实的确如此,当袁世凯指挥北洋军与革命党人打了几仗后,便准备向南方放出橄榄枝了。剿灭革命,不如借此外力推动朝廷改良,对此,袁世凯心中自然清楚。反过来,他也通过洪述祖,给赵凤昌发来了议和的密电。

  赵凤昌自然求之不得。1911年12月2日,各省代表会议正式讨论决定:若袁世凯反正,当公举袁为临时政府大总统。

  至此,南北双方已经有了默契。

  12月6日,袁世凯令唐绍仪为全权代表赴南方议和。两天以后,唐绍仪启程,一上火车,先把辫子给剪了。12月17日,他抵达上海,当晚便来“惜阴堂”与赵凤昌深谈,表明自己此次前来,只是为了与南方斡旋建立“共和政体”罢了。如同赵凤昌后来回忆往事时所说的,“清室以立宪诳国民,国民亦以立宪诳清室”,这一次,天下合谋,只为推动历史。

  12月18日,南北和谈正式开始。据当时的人回忆:“这次议和是个大烟幕,有关会议情况的电报,白天打出去的和晚上打出去的完全不同,是两回事。白天开会是在做文章,谈停战问题,规定你让出多少里,我让出多少里。白天打出去的电报是互斥对方违反协议等等。重要的问题是在夜里谈,清帝退位问题,退位后谁来的问题,外国承认问题等等。所以夜里打出去的电报才是会议的真正内容,而这些内容在会议进行时是不公开的。”

  而“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

  有代表回忆,有一次,北方代表团的译电员译出一件北京来的密电,拿给唐绍仪,唐绍仪看过很兴奋地说,北京回电来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一边说一边挂电话,跟赵凤昌聊得不亦乐乎。有人感到很奇怪,问唐绍仪,为什么有事不是先找南方总代表伍廷芳,而是找赵凤昌呢?唐绍仪说道:“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的,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

  此言绝非夸张。不过,赵凤昌在这场大变局中,更似因应时代,顺水推舟。

  新的变数

  1911年12月20日,南北双方第二次会谈,已经取得了一个各方面的妥协方案:坚持让朝廷尽快召开国会,议定国体。然而,清廷对此迟迟不肯给出答复,和谈陷入停滞,辛亥年的变局陡增变数。

  此时,孙中山回来了。12月25日,这位革命领袖风尘仆仆从国外回到上海,第二天下午,就前往“惜阴堂”拜会赵凤昌,征询他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于是,赵凤昌“遂一一陈述沪汉情事”。后来,孙中山又多次来到“惜阴堂”与赵凤昌商谈。

  会谈的结果是,孙中山立即开始筹备组建临时政府。显然,这又是赵凤昌给出的一步高招,不管清廷如何顽固,新的政权终归诞生了。

  1912年初,这场大戏终于达到高潮。元旦这一天,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建立,中华民国宣告诞生。两个月后的2月12日,清廷再无回天之术,隆裕太后下诏宣布清帝逊位,结束了267年的统治。

  清廷终结,民国初基,“惜阴堂”内的调解,也到了关键阶段。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被公选为正式大总统,3月6日,他在北京宣誓就职。无力统筹全局的孙中山对此难免有些耿耿于怀。当迫使袁世凯南下就职的计划落空后,双方又将矛盾的焦点对准了内阁人选。

  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袁世凯一方拒不接受,双方在“惜阴堂”僵持不下。关键时刻,还是列席会议的赵凤昌趁机插话说:“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国务总理必须是孙、袁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唐绍仪)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这是双方兼顾的办法。”

  赵凤昌的话音一落,孙文、黄兴立即鼓掌,表示欢迎。稍后,唐绍仪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民国首届内阁总理。

  至于其他内阁人选,赵凤昌同样奔波于两派之间,费尽口舌,平衡利益。“其间劳心敝舌,左支右细之苦况,先公殊无以语人也。”其子赵尊岳写道。

  在赵凤昌的努力下,南北议和总算有了一个完整的收场。

  在辛亥革命跌宕起伏的数月中,赵凤昌几乎以全凭个人之力全盘操持了革命的走向,以及民国的诞生,可谓一手托南北。孙中山和袁世凯都明白此人的盖世才华,均发出函电,希望聘任他为顾问,却都被婉拒。

  赵凤昌飘然归隐。然而,没能持续多长时间。

  收官

  1913年3月20日晚,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国内舆论顿时哗然。在给赵凤昌的一封信中,张謇对此事评价道:“遁初(宋教仁)以调和南北,慷慨自任,无端被害,此必有不欲南北调和者。敌人横行如此,世岂可问!”

  事发后,孙中山立即将元凶指向袁世凯,号召不走法律程序,使用武力解决问题。而大多数国人对此均不予理解和支持。就连同盟会内部也有分歧,老同盟会员梁漱溟后来便说,“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赵凤昌心中自然焦急、他再一次充当了南北桥梁的角色,参与了一系列调停活动。只是这一次,当年众人合谋推翻帝制时那种温情、妥协已经不复存在,饶是赵凤昌手段再高,也无能为力了。

  7月12日,革命党人发起了武装反抗。江西李烈均在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武力倒袁的“二次革命”全面爆发。赵凤昌对此恨道:“近事无可说,只可谓之恶梦。”

  对他而言,这场恶梦似乎再也没有结束,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权势陡增,直至着手称帝的计划。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一致声讨中死去,赵凤昌在给黄兴的信中以为,此时如不集合各派中心人物,化除私见,指导舆论,监督政府,则“前途祸福,正未可知”。底气已然有些不足。

  此后,段祺瑞上台,赵凤昌出任段祺瑞与孙中山的调停人,但不久孙中山便南下成立护法政府,调停失败。直到1919年,第二次南北议和,赵凤昌再次出任“调人领袖”,依旧毫无建树。从那以后,赵凤昌于政坛再无踪迹。

  除了1931年,他在《文学》月刊上,耐人寻味地写道“逊清之事往矣,世事之错综,岂有止境哉?”

  1938年,赵凤昌于上海撒手人寰。

  据其外孙杨小佛(杨杏佛之子)的回忆,他小时候去外公家玩,发现惜阴堂中厅墙上有一张内置中华民国国玺印,与插在花瓶中的五色旗相应成趣,尽管,从1927年后,它已经被青天白日旗所取代。

  那一刻,时间仿佛永远定格在了令人满怀憧憬的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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