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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这么发生了关系:揭秘民国巨商朋友圈

他们就这么发生了关系:揭秘民国巨商朋友圈

作者:张友红

来源:商业人物(微信ID:biz-leaders)

他们就这么发生了关系:揭秘民国巨商朋友圈

做生意,朋友相助。这不仅仅是时下中国商人们的专利。做生意,拜码头,也不是只有过去才有的现象。古往今来,这就是传统。就像,过日子就要吃喝拉撒一样。对商人们而言,生意场就是一个朋友圈,一个关于人际的江湖。这一点,生意做得越大越明显。

梳理百余年中国的商圈记忆,发现,每个时代的商圈都有其明显的时代烙印,它是生意场的人们一起适应和对抗时代的一道屏障,这个屏障有时候坚硬如钢,有时候又薄如纸。可以共患难,也可以互相拆台,利益纠葛,生生死死。它犹如一个奔跑着的孩子,几经磨难,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千变万化,甚至走岔路子。爬起来,继续向前。

本篇,讲述民国时期的商人朋友圈故事。

《剑桥中国史》说,“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中,商人阶层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将相、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近代以来的商业轨迹说明,商业的力量随政治而沉浮。其间表现出来的商圈流变,折射出一个国家的百年历史。

明末清初,大型商业集团的建立,第一次把商人们大规模地集中起来。

在这个圈子里,他们交朋友谈生意共同面对时代和经济变局。今天,那些曾经最原始的商圈,被重新包装搬上舞台。

回到最初,有晋商乔家大院的阑珊灯火,有徽商胡雪岩的朱红顶戴,也有宁波舟山港通商的轮渡,还有潮汕人下南洋的帆船。这里,就是商圈历史的源头。

历史,总是循环往复。这个循环里,也有关于中国商圈的记忆。

初期同乡商人的集体盛宴

年代:明末清初

代表商圈:晋商、宁波帮等

可以说,中国的商品经济诞生在民间,发展在民间,并为民间留下了精彩的故事。商品经济在中国一旦兴起,民间力量就迅速干预并占据了主宰地位。最明显的例子是民间私家作坊的兴盛。

明末清初,人们逐渐抛弃了重农抑商的思想,经营商业。随着更大商业利益的逐渐驱使,大的商业集团随之建立。其中,以地域为纽带的商圈——商帮,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晋商、徽商、闽商等商帮的个体命运更是被影视作品翻来覆去的用来做素材。

有一个例子,晋商发展中期,南方战乱阻断了茶叶商路。而普通粮食生意赚一成,茶叶生意却可以净赚三成。巨大利益驱使下,晋商们组成不同的团体共谋财路。《乔家大院》中,乔致庸携带祁县晋商的股银成功打通茶叶商路,为晋商赢得了茶叶市场的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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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的确如此,当时,晋商不仅垄断了茶叶生意,还垄断了全国的盐业、票号等业务。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后来,徽商的手工业贸易、宁波帮的轮船货运和五金业也逐渐发展壮大。

当时,徽商中非常有名的,当属大清首富,有“红顶商人”之称的胡雪岩。当时,民间流传:“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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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是安徽绩溪人,幼年葬父,徒步百里到杭州做学童。后攀上浙江巡抚左宗棠。后来,逐渐成为左宗棠的钱袋子,源源不断地为左宗棠的军队提供军饷、粮草。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胡雪岩暴富。他操纵着徽商钱庄,江浙2000万两资产以上的江浙商业。他是清朝300年历史中唯一一个被赐穿黄马褂的商人。徽商向来重视和善于处理官商关系,胡雪岩是比较典型的一个。

这些商帮,以家族、血缘或者同乡为纽带建立起来。

为了增加整体竞争力,他们互相支持,扩大商业范围,实现利益共赢。这是最原始的商圈形式,也是迄今为止跨越历史最久远的商圈形式。它是处在最原始的封建地域思想统治下,发展商品经济的一种跨越。商帮内又分小商帮,利益共赢,又勾心斗角,关系微妙,千丝万缕。

那时,全国号称九大商帮。他们自筹资金,在各地建立了公所,以便于分散于各地的本帮商人联系。

19世纪末,商帮的历史开始被外来力量改写。

那时,世界的眼光开始聚焦到纽约那条狭窄的华尔街。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金融大亨JP摩根,钢铁王国的统治者卡内基,迅速崛起。在日本,现代民营企业迅速崛起,一个叫岩崎弥太郎的商人以1日元的价格从政府那里收买了长崎造船厂,之后发展成为著名的三菱株式会社。这此巨头在本国经济疯狂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向中国倾销商品。

特别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国门,大量的外国资本和商品充斥中国的商业市场。由于外来商品质优价廉,很快便成为了市场上的主打。

徽商胡雪岩,在和洋人的生丝贸易大战中,血本无归。

当时,胡雪岩手握1000万两资金,看准了丝产业蒸蒸日上,生丝价格日渐跌落的商机。他联合当地的商人,高调坐庄,见丝就收。甚至不惜高价买断生丝。企图以此控制生丝价格,以提价。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欧洲的生丝大丰收,中法贸易战争爆发,接连的事端使国内贸易混乱,商人失去了信心。胡雪岩无力回天,疯狂抛售,价格一落千丈。钱庄生意也受此影响,破产关门。随之,和胡雪岩捆绑的江浙丝商同盟瓦解,纷纷败落。

远在山西的乔家大院因追赶不上先进的管理制度,亦冷冷清清。传统商帮大都因为拘泥于封建商业经营方式,对新的商业形势没有准确的判断和创新,结束了集体的繁华。

此时,以宁波为代表的近代商帮赶了上来。

宁波开埠后,宁波商人很快融进庞大的进出口贸易行业。宁波几代商人互相扶持陆续来到上海,他们经商帮里的亲朋好友介绍,开始在上海创业,逐渐结成了上海最大的商帮,对上海的金融、商业、航运、工业等行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成了海外“宁波帮”的摇篮和跳板。

当时,上海一共有25家五金商号,其中20家五金商号是宁波人开的。上海南京路有150家商号,有50家是宁波人开的。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宁波人已有百万之众,占上海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有人统计,当时上海商界知名人士有1836人,宁波人有453人。

宁波帮中的著名人士迅速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圈子——“宁波旅沪同乡会”。其中著名的企业家有:严信厚、叶澄衷、虞洽卿、朱葆三、刘鸿生等。其中,被誉为“上海钱业领袖”的秦润卿,执掌上海钱业公会达15年之久。宁波商人虞洽卿掌握的轮船总吨位占到全国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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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们习惯在同乡中联手聚在一起,共谋大事。其中,宁波帮的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等创办了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此外,朱葆三、刘鸿生等又创办了中国第一批保险公司;虞洽卿、盛丕华等创办了第一家由华人开设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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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帮互联中,小圈子逐渐扩大,1905年,以宁波帮为主要领导者的豪华商圈——上海总商会在上海成立,掀开了中国近现代商圈的序幕。


繁荣时期在动荡中斡旋

年代:1900S初——1920末

代表商圈:上海总商会

上海总商会的前身是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企业家们试图以此为联盟机构,共商大事,共谋大利。

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已迅速影响中国商界,并成为主流。商会,也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最先流传过来的。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第一次允许民间创立商人组织。于是,1905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组为上海总商会。朱葆三任会长。

朱葆三,浙江定海人,14岁时被一位宁波老乡带到上海发展,至1909年,朱葆三建立和投资了20余家公司,涉足五金、钢铁、航运、金融、纺织等十余个行业,成为上海商界名副其实的领袖人物,连续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时传:“上海道一颗印,不如朱葆三一封信”。

上海总商会是全国第一个组织正规的商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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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商业最繁华的城市成立的这一企业家组织,也笼络了当时最豪华的商界阵容。他们包括:“状元企业家”张謇、拥有20余家公司的旧上海大佬朱葆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荣氏兄弟、上海“航运大王”虞洽卿、“商业自治领袖”李平书、“火柴大王”刘鸿生、银行家张公权……

1905年,清政府迅速推出各项政策,支持商界。据《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计算,从1904年到1910年,全国正式注册的公司有410家,远远高于1903年可能存在的100多家。甚至超过了洋务运动国家30年投资的总和。而在苏州、广州等地,商务总会几乎同时成立。在政府支持下,商会发展速度迅猛。

商人们被笼络在一起,形成强大的社会话语权。其中,上海依旧是全国各大商会中最“奢华”的。旧上海大佬们,垄断着上海的经济命脉,也把持着全国产业主动权。那时,苏州商会入会交费金额为12两银子,天津从12两到69两不等,而上海则为100两。到1907年,全国80个重要的城市商会代表聚集上海,成立华商联合会。1911年,全国各商人组织近2000个,会员20万以上,几乎是当时中产阶级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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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企业家组织一旦形成,就有很强的财力和人员社会基础,于是便成为政权争夺的角色。而商会本身,因为企业家们在政治上的势力局限,为了自身利益的维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扮演着和不同的政权分分和和的角色,命途多舛。

以上海总商会为代表。1905年到1911年,战局动荡。当时的清政府表示愿意立宪改革。这显然应和企业家们的意愿——少战乱,多经贸。于是,商人们成为立宪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商人支持立宪运动有两个原因:一来,改革是不通过革命的,这样可以继续维护社会的稳定,以获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二来,上海总商会成立后,商人们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支持立宪,商人个体会获得更大的利益保障。

然而,立宪运动的结果是:慈禧多变,康梁缺乏基层群众基础和财力,政府摇摇晃晃,失去社会信任。

商人的本性是“唯利是图”,为了“利”商人们又会表现出多变的面孔。当清廷无法再依靠的时候,上海总商会便开始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接触。

那时,出现了一个“民立报小组织”。成员是:李平书,时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和江南铁路局董事;虞洽卿,上海“航运大王”;陈其美,革命军将军。他们时常在李平书投资的《民立报》报馆开会商讨。被成为“三人小组”。

三人小组的利益迅速扩大到上海总商会的主干人群里。1911年11月,上海宣布光复后,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其军政府主要组成人员便来自于上海总商会。其中,上海总商会的董事虞洽卿和周顺卿担任自己的顾问,李平书担任民政部长、朱葆三担任财务顾问。同时,银行家沈缦云、王一亭、以及大粮商顾馨一也在其中。

企业家纷纷向革命党人靠拢还有一个例子:孙中山和一位企业家张静江结成“革命战友”。更早的时候,他们在一条船上攀谈,张静江被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打动,之后便向孙中山提供资金支持。当时,法国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是200法郎,张静江一次性给孙中山汇去3万法郎,而且“有求必应”。

一位当事人评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同时也是最保守的。”

史学家朱英也向笔者再次肯定了这句话。他认为,早期的商会有自身的双面性,一方面他们周旋在社会中,起到了积极的社会经济职能甚至行政干预职能,同时,他们狭隘而逐利,维护小团体的利益,甚至仅仅因为所在商圈的利益而忽视社会整体利益。所以,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总是在革命面前倒戈。

一战后,资本主义列强将不平等条约所剥夺的部分市场归还中国,世界市场对于初级产品需求量加大,国内经济发展势头大好。张謇在南通的大纱厂纱锭产量就增加了一倍;荣家兄弟联合上海“面粉大王”成立了面粉和纱布两个交易所;虞洽卿等人联合成立上海第一个物品证券交易所。1919年,上海的出口值比之前提高了30%。

拥有更加开放的市场,使商人如鱼得水。这时,商人们的共同利益也开始膨胀——他们要掌握社会治理权。

这个时期,商圈显现出充分的社会威力。

当时,有一个商会联合会,它建议各省分会和商业团体,聚集在一起负责决定整体,保证统一国家,前线军队和改组财政。一个鲜活的例子是,1921年在商会联合会的年会上,一位叫唐富福的年轻会员在发言中大喊:“我们用不着依赖某个人,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现在是商人面对现实,投身政治的时候了。”上海总商会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它还专门派人参加政府农业部的会议,并提出自己的建议,配合商联会的决议。

1923年6月23日,《上海总商会月报》刊文:“上海总商会宣布独立。”他们组成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民治委员会,宣布将以执政者的身份来管理城市。由此,上海总商会和政府分道扬镳。

然而,短暂的经济春天后,商人们再次陷入发展的沼泽中。与此同时,军阀混战,商圈开始寻找新的政权依靠。

这次,上海总商会又投靠了蒋介石。

商人们投靠蒋介石,并不是单纯的走投无路,更多是因为他们要寻求一个政权做保护。他们自身缺乏社会安全感。日益对立的劳工阶层的利益让他们害怕,动乱的社会让他们无处安身。商人们的共同利益——寻求满足他们经济利益发展的社会安定,无法实现。

虞洽卿代表商圈找到蒋介石。谈判一拍即合。因为,当时势力还并不占垄断地位的蒋介石也在寻找江浙财团的支持。

接下来的几年,江浙财团源源不断地向蒋介石的军队输入军饷、粮草。以图在动荡年代获得军事保护。

孰料,商人们的狂欢还没结束,蒋介石就发动了一系列的收编和暗杀活动。虞洽卿不得不率上海商界100余人气势汹汹的再次赴南京请愿。这次,他们以拒绝支付8月份的贷款为由,要求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约法。第二年,商会甚至要求政府裁遣军队减少军队开支。蒋介石当然不会同意。类似这样的纠纷,半年内发生了三次。

谈判还没有结束,蒋介石便展开了对企业家的连环暗杀。1939年,安徽首富,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在家里被打死;1941年,一个叫谢芝庭的银行家被枪杀在热闹的舞厅。

谈判无果而终。但是,这远远不是结果。经济和政权的博弈还在继续。

1930年,蒋介石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商业组织“上海市商会”,剥夺了上海总商会的独立代表机构。上海总商会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打压排挤下,最终被收编。

最终,政治家操控了企业家。他们可以周转着从企业家手里拿到钱,然后笑眯眯地把枪口指向企业家们。

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上海的企业家们以上海总商会为纽带,捆绑在一起,在政权更替中风雨飘摇,难以决定自己的命运。


军阀时期商圈与集权勾结

年代:1920s末——1930末

代表商圈:四大家族

政治集权和商人实权组织之间经常呈现出这样的逻辑:新的集权政权发展之初,他们会依靠商会提供给他们的财政支持。而集权一旦拥有了势力,就要开始打压商会。因为,此时干预政府经济职能的商圈,可能成为集权政府眼里的阻碍。

蒋介石深谙此道。

政权稳固后,蒋介石开始打压原有的商圈组织,建立自己的经济霸局。商人们被集体蹂躏:虞洽卿的16搜轮船被军队征用,数月不见归还也不见租金;张公权的两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被强硬加入官股,变成官民合办……

当时,有一个家族,他们自身成员就组成了一个权威的商政圈子。对蒋介石的耀武扬威曾经咬牙切齿。傅宗耀,父亲是有“晚清商父”之称的盛宣怀。

傅宗耀,做过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上海总商会会长、孙婿周文瑞是台湾银行买办,外孙邵式军做过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八年抗战时成为上海首富。当初,不愿借钱给蒋介石的傅宗耀,曾经咬牙切齿地说:“我的身价5000万元,但是我要把每一元都花在反蒋上。”然而,和蒋介石势不两立的傅宗耀,没有政权的依靠,寸步难行,最后甘愿投靠日本人做汉奸。随着他的投靠,盛家子弟纷纷投靠日本政权,自此改变了盛宣怀时期“商父”的英明。

原有的商圈格局分崩离析。

与此同时,蒋介石控制下的另外一个“商圈”悄然兴起,他们四大家族的成员: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人属于商人,却带有浓厚的官僚气息,接受蒋介石的恩惠,听从蒋介石的调遣,成为一个特殊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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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宋子文,先后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常委等职;陈果夫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等职务;陈立夫曾任蒋介石私人秘书,是国民党党内安全特务机构的创始人。

1934年,经济危机最终成就了四人的经济地位。

之前,1927年到1931年,政府所借的10亿元的内债中,50%-75%是向上海的银行家们贷款的。危机到来,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突然的货币改革,银行家们一夜破产。此时,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官商们把控着政府资源,并趁机收拢金融大权。

在金融市场,孔祥熙先是使用政府强制力,用一亿元公债强行购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票,进入董事会,并由宋子文担当董事长。随后,孔祥熙等人依靠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金实力,大量囤积通商银行的通货,然后一下子全部拿出来要求兑换,将通商银行挤垮。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宣布改组当时国内最重要的两家民营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加入官股,分别占到20%的股份,恢复官商合办的性质。银行家张公权在日记中写道:“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财政,前途悲观在此。”

在实业市场,面对经济危机,已经控制了资本市场的财阀,以高股份来威胁实业公司“国有化”。 1937年4月,宋家以低价收买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并取得半数股权,由宋子文任董事长。市场财政紧缩状态下,政府采取“旁观”态度,眼睁睁地看着企业倒闭。譬如,1934年7月,荣氏兄弟的上海申新纺织厂登报宣布“搁浅”,荣氏兄弟陷入创业以来最大的危机。当时,申新负债达到6375万银元,处于紧绷状态。上海所有银行都拒绝放款,能救荣氏兄弟的只有国民政府。此时,国民政府继续选择“旁观”,他们看着荣氏兄弟在上海的申新奄奄一息,而拒绝贷一分钱出来救市。

随后,一连串针对企业家的暗杀事件,让企业家们彻底绝望。

蒋介石成功地把商人体系打成一盘散沙。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四大财阀,掌控了国家经济命脉。当时,有流传的说法是:“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

至此,商圈组织控制各地发展的局面,被粗暴地打压和收编。


战争年代自我救赎

年代:1930s初——1940中

代表商圈:星五聚餐会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企业家们同时面临国内外两大危机:国内,商会力量减弱;国外,外国资本和产品日益渗入中国市场。

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外国产品渗入严重。中国产品关税不能自主,实业界内部各自打算,缺乏互相配合,流通渠道呆滞。中国当局不仅不能对民族工业加以扶持,反而多方摧残。与此相反,日本货得到其本国的政府倾销政策的扶植。

“五卅惨案”、“香港大罢工”和“沙基惨案”相继发生,企业家们的社会归属感越来越差,不断的暗杀事件名单中,企业家们的名字越来越多。

挽救实业,维护自身商业利益,成为实业家们共同的话题。

这时候,上海一个叫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简称机联会)的组织,对抵制日货,内部已经讨论得如火如荼。机联会的成员组成以使用机器生产制品为主的企业。这个组织比较健全,每月出版一本会刊,宣传介绍各厂产品,会务活动也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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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开会,机联会讨论到一个困扰大家的问题:日本货倾销,国货销售面临困境。然而,会上讨论未果。会后,一些会员没有走,其中包括: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美亚织绸厂总经理蔡星白、新民机器厂经理胡厥文、华生电器厂经理叶友才等。当时,方液仙提议搞一个聚餐会,使大家多一些机会接触,可以持续的深入议论。这个提议很快得到大家的赞成,当场决定每个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五共叙晚餐。

于是星五聚餐会就成立了。

起初,这个圈子非常私密。只是这几个要好的经济学者和企业家,选择周五晚上一起喝茶、聊天。后来,会员逐渐介绍自己从外地、港澳或国外来到上海的亲友参加,请他们介绍外面的见闻,开阔眼界。

会议的话题也逐渐延伸,从开始谈工厂自身的困难,到日本货大量倾销,国货产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等共同的话题。后来话题甚至扩展到:上海的先施、永安、大新三大百货公司为什么在抵制日货的浪潮中,被称为“亡国公司”,可是他们却仍然可以存在?有什么优点可供我们借鉴?随之,聚餐会开始讨论如何通过相互合作求得解决。

星五聚餐会发展迅猛,辐射到西南、东南等地。其中,重庆的星五聚餐会发展速度是比较引人注目的。

参加重庆星五聚餐会的人多数是在重庆的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员厂家的负责人和四川的实业家、银行家。发起人是西南地区有名的经济学者张肖梅,其父亲是买办资本家,代理法国百代唱片公司在中国的发行。“星五聚餐会”挂属在西南实业协会下面。

重庆星五聚餐会入会要求严格,会员必须是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经理等,都是些大老板,职员不能参加。“聚餐会”还专门成立了干事会,由张禹九、陈叔敬、吴味经三人组成。张禹九,是银行家张公权的弟弟、会长张肖梅的丈夫;陈叔敬,是重庆国货公司经理兼重庆牛奶场场长,有名的资本家;吴味经,是国民党政府花纱布公司的总经理。干事会的任务是决定每次举行聚餐会时请谁演讲,以及吃饭点菜等事务性工作。他们标榜不左不右,因此请来的人很复杂,报告内容谈技术的居多,但有的人也谈政治。1945年,周恩来就曾经应邀到重庆星五聚餐会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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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在重庆星五聚餐会中也很活跃,经常参加他们的讨论会。

张公权,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抗战胜利后先后任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总裁,是著名的银行家。

张公权曾经说过:“在淞沪抗日战争中,不少工厂被毁,现多正筹款修复,未能正常生产;加以时局动荡,人心不安,市场萧条,因此银行资金不能充分运用,希望各厂想方设法迅速恢复生产”。张公权的这段话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的关注点是:“如何利用银行的资金,把工厂的产品运到各大城市,与当地的大商店合作,设立专门推销国货的大型商店,用“中国人要用中国货”这个口号,发扬群众的爱国热情,对抗日本货的倾销活动。”这个设想得到张公权的肯定和支持。

于是,上海星五聚餐会迅速召开大会讨论和制订具体计划。成立了“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以下简称产销协会)专门做这件事。张公权任协会的理事长,杜重远任总干事(不久后,杜因接办新生周刊,无暇兼顾而辞去)。

“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成立后,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宣传国货活动。协会专门派人到南京、汉口、重庆、福州等大城市举办国货展览会,举办国货样品陈列室,以及流动推销团等活动。各地的星五聚餐会也纷纷支持效仿。这些商业活动引起了民众兴趣,并带动了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国货的畅销。一时,协会在全国小有名气。

协会通过诸多的活动,对国货“打广告”。譬如,1932年,“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配合“九·一八”国耻纪念活动,在上海组织了9个工厂,共拿出18种当时的名牌产品以廉价销售18天,意思是不要忘记“九·一八”。

工厂、银行、商店三方协作推销国货的做法,在当时非常实用。对于工厂而言,可以得到中国银行对生产的优惠贷款,利息比过去低1—2%;将货物押汇到各地国货公司的货款金额,由通常按货值的50—60%,提高到70—80%,而且可以先行提货,售出后才归还贷款。这些优惠条件对厂方的生产和销售都是十分有利的;对于银行而言,当时动荡的战局使各行业都不景气,银行资金也不能充分流动。合作协会使银行在有组织保障和有实物押汇的条件下,进行贷款扶助生产和运销,使资金很快流动起来;而对于商店个体而言,只要增加少许寄售商品的保险费,就可以得到三倍于自有资金的寄售商品,而且售出后才付款,如果售不出则可退还工厂,而且货价并不高于别家。

这种共赢的办法,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迅速推广到各地。

其中,上海的成绩尤为明显。上海的中国国货公司规模大,货品齐全,售价合理,加上当时人们的爱国热情,生意十分兴隆。工厂生产得到发展,银行资金被充分利用,想用国货的群众也感到方便。考虑到这个计划的涉及面更广,工作量很大,1934年1月在上海成立了专门的办事机构——“中国国货公司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简称国货联办处)。短短的两年内,国货联办处在各地筹设了20多家国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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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内乱外攘,这些实业家们企图用市场的作用来促进实业的发展。他们采用了现在所谓的“促销”、“广告”等方式,进行国货宣传推广。成立国货公司,抵制日货,是星五聚餐会做的最有效果的事情,也的确一定时间内,抵制了日货猖獗,国货难买的现状。成为动乱年代里,企业家们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然而,当国货公司发展得越是红火,政治力量便越是容纳不下它的存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一纸决议把“星五聚餐会”打得支离破碎。

首先,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在宋子文的压力下被迫辞职,国家金融被官僚资本家统治。由此,国货联办处和各地国货公司的资金周转受到很大的限制,宣传活动受到很大阻力。

几个月后,南京当局成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将“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彻底收编旗下。

“星五聚餐会”的阵地被硬生生地剥夺。尽管,这个圈子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建立以后,但是,南京政府打压后,它的声音愈见弥微。

(本篇摘自《中国财富圈》一书。明天将为您讲述建国后至今中国式商圈的存在状态和变化,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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