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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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袁大头价格出场炫目谢幕冷清民国才女

  近年来,笔者有意无意间阅读了大量民国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不由自主地为她们的才华所倾倒,也不由自主地寻找与她们有关的资料、传记进行了解,对她们的创作、人生和命运进行思考。

  

  林徽因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11期,作者:楚梦

  近年来,笔者有意无意间阅读了大量民国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不由自主地为她们的才华所倾倒,也不由自主地寻找与她们有关的资料、传记进行了解,对她们的创作、人生和命运进行思考。

  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民国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民国女作家在这样的环境下破茧而出,上世纪20至40年代,短短不到30年时间里,涌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陈衡哲、石评梅、庐隐、冰心、苏雪林、凌叔华、丁玲、沉樱、谢冰莹、林徽因、陆小曼、萧红、梅娘、苏青、张爱玲等,她们构成了民国时期一道亮丽、独特、色彩斑斓的风景。这些才女们以文学为筹码,在民国的舞台上潇洒亮相,引起了无数人的驻足欣赏,引发了比她们作品更为精彩离奇的遭遇。

  她们为历史增添了丰富内容,也为后人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小雨点》(陈衡哲)、涛语》(石评梅)、海滨故人》女人的心》(庐隐)、《繁星》《寄小读者》(冰心)、《绿天》《棘心》(苏雪林)、《花之寺》《女人》(凌叔华)、《莎菲女士的日记》《自杀日记》(丁玲)……无一不是那个时代青年读者爱不释手的佳作,不少作品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芒。

  【革命者丁玲】

  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开篇这样写道:青年男子谁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不爱怀春?才华出众的民国才女们,情感世界自然不会单调乏味。

  萧红属于典型的敢爱敢恨型才女,而她的朋友——丁玲情感生活的丰富与复杂,一点不逊于萧。丁玲有迹可查的恋情共有四段:胡也频、冯雪峰、冯达、陈明。

  1924年,丁玲来到北平。不久便结识了青年编辑和革命青年胡也频。胡也频苦苦追求,特别是借了钱追到湖南,看望因遭遇不测而沉浸在痛苦中的丁玲母女,终于敲开了丁玲紧闭的爱情大门。可好景不长,1931年2月7日,年仅29岁的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丁玲的第一段恋情便以这样残酷的方式结束了。

  丁玲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冯渊博的知识和不凡的谈吐以及对革命前途的美好描述,让丁玲神魂颠倒。性格开朗的丁玲竟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果然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怎么相处,次日胡也频接受劝说,又回到了杭州。这段“三人行”最终以冯雪峰离开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和好如初而告终。(沈从文《记丁玲》)其实,丁玲一直钟情冯雪峰,即使在冯雪峰结婚后,丁玲还向他发起过多次猛烈的爱情攻势,但被理智的冯雪峰拒绝了。正如胡也频牺牲以后,丁玲在写给冯雪峰那封曾轰动上海滩的《不算情书》中所表露的那样,如果当时冯雪峰勇敢一点,即便她已和胡也频在一起了,她也会义无反顾地跟着冯私奔的。即使不私奔,只要冯愿意,丁玲也会毫不犹豫地献身于冯。

  之后,丁玲又认识了英文翻译兼革命者冯达,并且很快坠入情网。他们于1931年11月住在了一起,后来结婚,一起生活了三年。1933年5月14日,丁玲和冯达在家中同时被捕,冯达很快叛变了。国民党为了感化丁玲,在狱中没有苛待她,她被允许一直和冯达住在一起。很快,狱中的丁玲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一个女婴。出狱后,丁玲离开冯达前往延安,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丁玲与冯达的这段恋情,是丁玲心中最为忌讳的伤疤,也是她长期以来在党内遭受诟病的主因。

  丁玲来到延安之后,爱上了比她小13岁的陈明,并不顾众人反对,开始了“丁玲式”的强大爱情攻势。终于,他们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陈明是最终陪伴丁玲走完人生之路的伴侣。

  关于丁玲的感情生活,还有不少传说,有的或许是捕风捉影,但并不全是空穴来风。丁玲曾经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人物有过亲切交往。晚年的丁玲说:“他对我怎么样,我不管,我对他(毛泽东)一往情深。”(盛夏《毛泽东与周扬》)丁玲是把革命和爱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女作家,她的情人和配偶都是革命者。或许在某种程度上,革命和爱情是可以两不误的。

  【为爱而生的庐隐】

  庐隐是一位特立独行、为爱不顾一切的人。这样的女人,即使放到现在,也不多见。

  1916年,在北京求学的庐隐寄居北京舅父家时,与邻居林鸿俊相识,基于相互同情发展为恋爱关系,这是庐隐的初恋。她把他们的恋爱经历写成七八千字的文言文小说《隐娘小传》,可见对这份感情的投入程度。随着接触的增多,庐隐觉得林鸿俊思想平庸,两人对人生的看法一天天相去甚远,感情也日渐恶化,终于在1921年解除婚约。

  之后,庐隐在投身学生运动时,认识了北大学生郭梦良,由于欣赏郭的才华和学识,庐隐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个在故乡福州有妻室的男人。她写信给郭梦良说:“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不久他们便开始同居,1923年在上海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可郭家却长久不承认这桩婚事。与有妇之夫相恋、结婚,即便在婚恋观念相对开放的民国也是十足大胆的行为,为社会所不容,庐隐因此遭受了许多白眼与侮辱。可是,庐隐仍以一己之力,对抗双方家庭和整个社会的重重压力,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妥协。她在《一个情妇的日记》里表达了爱情的坚定立场:“我是这样一个热情的固执的女孩儿,我爱他,我永远只爱他,在我一生里,我只追求一件事,一切的困苦羞辱,我愿意服帖地爱,我只要能占有他——心和身,我变粉身碎骨都情愿。”这与她的爱情观和她对爱情的执着有关。她说:有人称我为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我虽受之有愧,然而也不想推辞。本来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也不过男女的恋爱而已。她认为爱情的条件有三点:一是彼此深切了解;二是性情合得来;三是有为了爱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庐隐自传》)

  1925年,丈夫病逝,留下不满周岁的女儿,庐隐扶灵回到婆家。可换来的依然是白眼和冷遇。这个一向坚强的女人,终于支撑不住了,整日以泪洗面,以酒解愁。1928年,庐隐认识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李唯建,比她小10岁的李唯建开始疯狂追求庐隐。庐隐开始无论如何不肯答应,她还没有从丧夫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也不确定李对她是否是真爱。“我愿你把你心灵的一切都交给我,我虽是弱者,但担负你的一切我敢自夸是有余的!”李的表白终于点燃了庐隐心中的爱火,他们于1930年东渡日本结婚,次年生下女儿。1934年庐隐再次临盆,她本该去医院分娩的,可他们为了节省费用,只花小钱请了一个接生婆,然而,接生婆不小心把她的子宫划破了,导致失血过多去世。一个天才作家的生命,就这样终结在36岁的路途上。

  为爱而生,也为爱而死——庐隐可谓是民国时代爱得最坚决、最彻底、最纯粹的才女。

  【石评梅:始于热烈,止于哀痛】

  石评梅的爱情始于热烈,止于哀痛。她的故事让人敬意尤生,扼腕长叹。

  与其他才女一样,石评梅的初恋也是无拘无束的。1923年秋,石评梅在北京女高师范毕业后,留校任该校附中女子部主任兼国文、体育教员。她爱上了外交部职员吴天放,并与吴诗词唱和,情意绵绵。可一日,石评梅发现对方已有妻室,吴天放并无离婚再娶的意思之后,石评梅不顾吴的威逼利诱(如公开石写给吴的情书),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份爱情。

  初恋的打击让石评梅紧紧关闭了感情的大门,不再相信爱情。

  高君宇是一位革命者,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21年他们在一次同乡会上认识,两人往来不久,高君宇就坠入了情网——石评梅不仅相貌出众,才华更是让高君宇拍案叫绝。尽管石评梅也爱对方,但初恋失败的阴影仍挥之不去,她拒绝了高君宇。高并未气馁,他要用真挚的感情来打动石评梅。他在香山采摘了一片红叶,在红叶背面写上“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寄与石评梅。

  虽然石评梅敬重高君宇的才华与胆识,但又不敢轻易允诺,又把红叶寄了回去,并在红叶反面写道:“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不久,高君宇又从广州给石评梅寄了一对象牙戒指中的一只,象征两人纯洁而坚贞的感情。这一次石评梅郑重地接受了那枚戒指。从此他们的手指上各戴一枚纯洁如玉的象牙戒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正当石评梅准备把自己完全交给这位恋人时,1925年3月,高君宇因过度劳累,一病不起,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这个消息对石评梅犹如晴天霹雳,她后悔当初没有接受他的求爱。她在高君宇的墓碑上题写了他生前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高君宇去世后,石评梅写下了诸多怀念君宇,诉说衷肠的文章,可谓字字滴血、声声含泪。如《涛语》系列、《纵情寄向黄泉》《我只会独葬荒丘》《肠断心碎泪成冰》《梦回寂寂残灯后》《墓畔哀歌》等。

  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猝患脑膜炎,医治无效,9月30日亦死于当年高君宇病逝的协和医院。她死后,友人们根据其生前曾表示的与高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愿望,将其尸骨葬在高君宇墓畔。

  【凌叔华、林徽因、陆小曼的“八宝箱之争”】

  林徽因与陆小曼的出名,与其说是她们的才华和美貌,还不如说是因为大诗人徐志摩。提到林徽因就必然要提陆小曼,陆小曼不仅人长得漂亮,还多才多艺,诗和散文都写得很有灵气,山水画更是独具特色。陆小曼与徐志摩的爱情不仅在当时轰动京沪,就算放在今天,中华民国袁大头价格出场炫目谢幕冷清民国才女也让世上有情人羡慕不已。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父母之命还很难违抗,而陆小曼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徐志摩恋爱,还义无反顾与丈夫离婚。虽然陆的第一任丈夫王赓并非出身豪门,但也曾留学美国,回国后身居高位,可谓前途无量。陆小曼不仅离婚了,而且离得高调,世人皆知。徐志摩遇难后,陆小曼大病一场,卧床一月有余,病愈后写出了《哭摩》等痛彻心扉的悼念文章:“摩!别说是你,就怕是苍天也不知道我现在的心中是如何的疼痛,如何的悲伤!从前听人说‘心痛’,我想人的心怎会觉得痛,这不过是说说好玩而已,谁知道我今天才真的尝着这一阵阵心中绞痛似的味儿了。”(《哭摩》)在所有悼念和回忆徐志摩的文章中,陆小曼的最为出彩,倘若她对徐志摩爱得不够深,是绝对写不出那样的文字的。

  与徐志摩关系密切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凌叔华。凌叔华出身于广东番禺的一个官宦人家,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同榜进士,民国后任北洋政界约法会议员。凌叔华很早就显露出艺术天赋,她曾随慈禧太后宠爱的宫廷画师学习绘画,还受到过被称为文化艺术界“一代怪杰”的辜鸿铭的教育,很早便打下了古典诗词中华民国袁大头价格出场炫目谢幕冷清民国才女和英文的基础。她一度在自己居住的院内举办当时画家名流的聚会,被称为“小姐家的大书房”,这间书房比林徽因办的“太太的客厅”还要早十多年,在当时名气更响亮。

  据说徐父很满意凌叔华,想要她做儿媳,可由于阴差阳错,她与徐志摩失之交臂。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接到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次日早晨,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去看望徐志摩,陆小曼的丈夫王赓亦同时前往。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当父亲到来时,说:“叔华有信。”然后把放在枕边的一封信拿给父亲。徐申如打开信,站在身边的王赓也跟着看。这时,徐志摩发现王赓的脸色大变,于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边——这才发现,凌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陆小曼的信,徐志摩当下便失了声色。

  序幕一拉开,故事的发展便逼得主角们不得不将剧情延续下去。不久后,陆小曼与王赓离婚并回到北京。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正是这封“阴错阳差”的信让徐、陆不得不快刀斩乱麻,作出唯一的抉择。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韩石山《难忘徐志摩》)这恐怕是凌叔华为了挽回面子,欲盖弥彰之言。

  此外,徐志摩交给凌叔华的“八宝箱”也足以证明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凌和林、陆因为“八宝箱”之争,彼此友谊中断,互不往来。“八宝箱”是徐志摩保管在凌叔华处的他的日记(包括陆小曼的日记)、手稿等重要资料,徐的日记是在英国所写,因涉及林徽因,不想让陆小曼看到,而陆的日记中又有骂林的话,不想让林徽因看到,于是便委托凌叔华这位他最信任的朋友保管。徐遇难后,林徽因、陆小曼开始了争夺“八宝箱”的战斗,最终由胡适出面,强迫凌叔华将“八宝箱”给了林徽因,从此给另外两个女人留下了心底的伤痛。凌叔华一直觉得她对不起徐志摩,陆小曼觉得作为徐志摩的合法妻子,徐的遗物理应归属于她。正如韩石山先生所说,从情理上讲,凌叔华是最有资格保管这批遗物的;从法律上讲,陆小曼最有资中华民国袁大头价格出场炫目谢幕冷清民国才女格获得这批遗物,可最终这批遗物却交给了林徽因。胡适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有失公允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化人是多么地纵容林徽因。

  作为中国最早的女作家、女学者,亦是中国第一位留洋女硕士、女教授的陈哲衡,是一位相对理性和严肃的女性,可她和大学者胡适之间,仍然有着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凌叔华这样一位理性的、把自己包裹得十分严实、把名誉看得十分重要的女教授,也发生了婚外情的故事。她在武汉大学时曾经爱过一位来自英国的洋教授朱利安,据说爱得死去活来,这段婚外情当时在武大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以朱利安仓皇逃离而结束。就连冰心这样单纯、朴实的女人,也曾经仰慕过言情小说家张恨水,还亲自跑去南昌见张。据说因为张长得太土,冰心遂没了爱意。

  【才女们的结局:个人或社会的悲剧】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句经典名言: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然而,民国的才女们是不甘心做弱者的,她们要做强者。因为她们聪明、漂亮、知识广博,她们要解放自己,像作品中的主人公那样;她们要引领潮流,要为理想而奋斗,尽管她们的理想还比较模糊。她们出场时是那样地炫目,可落幕时却又是这般地冷清,冷清得让人不忍多看一眼。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反差和逆转?

  萧红在当时是红极一时的作家,可她几乎很少有过快乐无忧的日子,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因为医生误诊错动喉管手术,过早结束了31岁的年轻生命。

  丁玲虽然活了82岁,算得上善终了,但她还是不幸的,不仅因为她遭受了20多年的不公平待遇,还在于她复出之后,并没有成为文学界的中心。

  丁玲的性格中有一个明显特征:会利用一切的机会和条件,展现自己的才华、实现自我价值,她有着强烈的功名心。这种性格意味着如果有才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定不会被埋没,但最终却会被毁灭,毁灭她的是别人更是自己。我突然发现,丁玲的情人和配偶都是革命者,难怪丁玲一直以革命者自居,一直鄙视从前的好朋友非革命者沈从文,在全国人民都反左时,她旗帜鲜明地反右。

  从《水》开始,丁玲的创作便自觉地走上了革命文学的道路。以后,不管她的作品多么地政治正确,其艺术水准都与她1920年代末期的成名作“莎菲系列”相差甚远。丁玲曾经得到过革命阵营和党内高层20余年的宠信,而正当她志得意满、继续革命时,却被革命大家庭所抛弃。这个打击对丁玲来说是致命的,也是让她不能接受的。她曾经困惑,自己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革命者、领袖眼中的红作家,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反党集团的头目呢?她只好把责任归咎于她的对手周扬,也怨恨了周扬半生。也有人说,是冯雪峰害了丁玲。然而,没有冯雪峰也会有其他人出现在丁玲的生命旅程中,丁玲亦会毫不犹豫地加入革命阵营,当然仍然是用文学作为资本。李达轩教授说:“丁玲和她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总是在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人格独立,并思考着女性在社会中的独立地位。”而在我看来,丁玲对光明的认识并不清晰,甚至是模糊的。丁玲最大的追求应该是永远立于潮头。

  王蒙在一篇怀念丁玲的文章中为她鸣不平,认为丁玲早期的作品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性,世界不应该冷待丁玲。关于她的作品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我同意王蒙对她的另一个评价或说观察:“一朝革命,便视天下生灵为等待拯救、渴望指引、嗷嗷待哺的黑暗中摸索的瞎子。”我也同意王蒙对丁玲性格的分析:“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得再露骨一些,她是一种明星意识、竞争意识……复出于文坛,而她已不处于舞台中心,已不处于聚光灯的交叉照射之下。她与一些艺术大星大角儿一样,很在乎谁挂头牌。”正因为如此,丁玲在复出之后,才那么重视自己的名誉,才会发泄对沈从文专著《记丁玲》的不满,并不停地讽刺和辱骂沈。李辉分析说:“其实,丁玲应该还有更内在更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她一再提到的对沈从文笔调趣味的不满。她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人,但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一个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别是到这种年纪的女人,很难赞同将自己的私生活毫无掩饰地公开,更何况她认为有许多是‘编造’的故事。”

  丁玲怨此恨彼,其实她不知道,这是她的必然归属,除了政治大气候的原因之外,至关重要的还是她的价值取向。她选择了革命,便只能承认革命的方式,以革命者的身份接受组织的安排。

  在民国那一批才女中,庐隐和陆小曼是敢于大胆追求爱情和幸福的典型代表。她们的身上没有世俗,她们的字典里没有世故。

  陆小曼有不少毛病,爱交际、爱花钱、我行我素,但她也有她的优点,比如诚实、坦率,而在我看来,她最大的优点是不世故。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从此远离社交圈,闭门谢客,更加疯狂地吸食鸦片和与翁端午同居,为此饱受诟病。胡适曾要求陆小曼离开翁端午,生活费用由他负责,但陆小曼拒绝了。她说,翁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她不能抛弃人家,尽管她对翁没有爱。由此可以看出,陆小曼是一个重情义、有个性的女子。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不仅在文学上成果斐然,绘画上也有不小成就——她是真正化悲痛为力量的。解放后,陆小曼戒除了鸦片,日子却过得十分艰难,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编辑好的《徐志摩集》也不能出版。陆小曼的母亲曾说,志摩害了小曼,小曼也害了志摩;韩石山先生说,志摩成全了小曼,小曼也成全了志摩;我要说的是,徐志摩成就的不止陆小曼,还有林徽因。

  庐隐的经历坎坷,命运屡遭不幸,结局凄惨。但她对爱的态度是真诚的,也是负责任的。这一点,她和陆小曼有着相同之处,不同的是,她不会像陆小曼般放纵自己,而是积极地去面对困难。为此付出了她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她最后竟然死于因无钱上医院的难产。“我是一个心里藏不下丝毫渣滓的人,虽然留下不少的伤痕,也曾经上过很多当,可是我对于这些伤痕与上当的往事,只如一阵暴风雨,只要事情一过,便仍然是清朗不染纤尘了。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却又是一个爽朗豁达的人,我的宗教是什么呢,求其心之所安而已。不愿处以人难堪的地步,不愿损人利己,不愿无功受禄,不愿以手段对付人……我不是求死后进天堂,而是求活着的时候,不受良心的责备。有人称我为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我虽受之有愧,然而也不想推辞。本来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也不过男女的恋爱而已。”(《庐隐自传》)由此可以看出,庐隐无论是对人生还是对爱情,都是光明磊落、认真负责的——可惜红颜薄命。

  庐隐的不幸表明了,在中国社会,一位女作家,即便是才华出众的女作家,她们的命运也不一定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庐隐的纯粹。她渴望浪漫,渴望美好生活,把爱放在首位,她的悲剧命运就在于她太纯粹太天真。她是性格的悲剧,而非社会的悲剧。

  梅娘的悲惨命运与她个人关系不大,是社会造成的。

  解放后,梅娘便从中国文坛消失了(平反后又写过一些文字),她先后在北京、东北、上海间奔波,当过中学教员、电影制片厂编辑,后因被打成日本特嫌、右派,强迫接受劳动教养,被开除公职16年,当过20多年保姆。1978年,平反后的梅娘到农影厂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出版社寄给“梅娘”的信,传达室都称“查无此人”,因为整个单位没人知道“梅娘”就是孙嘉瑞,更没人知道当年名震文坛的“南玲北梅”。

  凌叔华和苏雪林都是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终其一生的,其结局在民国才女中应该算得上是最好的。她们的共同点是婚姻皆不美满,尤其是苏雪林,结婚不几年便与丈夫分居,此后一直单身。这里,我想主要谈谈苏雪林。苏雪林现在被大陆学者、作家提起,恐怕更多的是她与鲁迅的结怨。

  苏雪林在《鲁迅传论》中分析鲁迅的“性情与思想”,说鲁迅本性多疑,而且“出乎常情地多疑”,在谈及鲁迅的“思想”时,苏雪林认为他“阴暗空虚”,是一个“虚无哲学者”。在苏雪林眼中,鲁迅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人:“人家无意得罪他老人家,他可以恨你一辈子。恭维呢,也不行,‘是人家公设的巧计’,‘用精神的枷锁来束缚你的言行的’。”苏雪林在“自序”中坦承:“我的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从鲁迅学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师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论及观点与思想的交锋,我欣赏胡适的风度,他曾与多人发生论战,有时甚至是水火不容,但他说话的方式始终那样得体,语气是那样平和,让别人输得心服口服。如果非得要骂,也应该是在别人有还击能力的时候——但苏雪林的骂是在鲁迅去世以后,这一点让我无法对她肃然起敬。然而,凭心而论,苏雪林指出鲁迅的那些缺陷和问题,也不无道理。鲁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尤其是小说,是难以逾越的高峰,但反过来,鲁迅的偏执也是十分明显的。

  关于苏雪林与鲁迅的恩怨,有很多条理由,其一,是说初出茅庐却已经名声在外的苏雪林参加一个文学集会,与鲁迅打招呼时,鲁迅对她的态度十分冷淡,得罪了她。其二,是说因为鲁迅对女师大的不断批评惹恼了苏雪林,因为她是同情杨荫榆校长的。其三,据说鲁迅不喜欢《现代评论》,而苏雪林恰好又在该杂志发表过文章,因此导致了他们之间的隔膜。恩怨从何而起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评得是否有道理,方式是否恰当。尽管我不赞同苏雪林批评鲁迅的方式,但我还是要为苏雪林说几句话。国内有不少学者、名流指责苏雪林不应揪住鲁迅不放,认为是苏雪林心胸狭窄、心理阴暗,想以骂鲁迅博取名声等,有的人还从苏雪林的童年、婚姻关系上找原因。我不赞成文人之间的思想交锋以骂的形式进行,然而,正如苏雪林所说的那样,她是仿效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不应只是指责苏雪林的“骂”,而忘了鲁迅的“骂”。

  或许,苏雪林真的遭受了打击,包括童年的伤害,她的命运也很是让人惋惜。且不说她的文学成就和学术成果,仅就她抗战时期将50根金条捐献给国家,足以说明她的品德了。

  当我掩卷之时,内心深处有一股不可名状的悲凉。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这是一群不可复制的人物。我们唯有在阅读和想象中感受那种激昂和辉煌。她们的成就让我们惊叹,她们的勇气让我们钦佩,她们的命运让我们唏嘘。她们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道永远也抹不掉的亮色。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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